在我报道数字经济的时候，一件变得非常明显的事情是，人们将需要重新思考几十年来商业适用的法律框架。其中许多治理数字商务(如今的商务日益成为数字商务)的关键法律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或者90年代起草的，当时的互联网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例如，想想《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案》。这部于1986年生效的法律规定联邦内“未被授权地访问”一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是犯罪行为。它的目的是阻止黑客侵入政府或者企业系统。但吊诡的是，这部法律的灵感源于1983年由马修•布罗德里克主演的电影《战争游戏》。
似乎很少有黑客因此收手，如今该法被用于寻求货币化这个星球上最有价值商品(即你们的个人数据)的公司间的地盘争夺。领英与hiq的纠纷就是很好的例子，它很可能开创硅谷的先例。领英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专业人脉平台，是企业版的facebook。hiq是一个“数据检索”公司，它抓取领英公开的个人简介数据，随后放进自己的量化黑匣子创造出两个产品，一个是keeper，告诉雇主哪些员工最有可能跳槽，另一个是skill
mapper，总结个体员工拥有的技能。
领英允许hiq这么干了5年，随后开发了一个与skill
mapper非常类似的产品，并向hiq发出了“勒令停止侵权函”，威胁如果hiq不停止收集其用户数据的话，就会起诉其违反了cfaa。领英的律师不仅辩称这辜负了用户信任，而且还说其客户是“有权控制访问其私有财产的私人实体”——这不仅指的是它的服务器，而且还有服务器上的消费者数据。
这种情况在硅谷并不罕见。行事似乎有点隐秘的数据收集公司到处都是，那些大公司都是这样，它们先是关注小公司试行新想法，一旦后者达到临界规模，就试图窃取并且/或者摧毁它们——要么发出“勒令停止侵权函”，要么收购它们。
我最近接到许多小科技公司的电话，抱怨较大型平台公司旗下机构的反垄断活动。大多数公司不会公诸于众，因为它们担心因此无法获得又一轮的融资或者工作(就像我发现的那样，硅谷有沉默法则)。但hiq认为自己没啥损失的，因为如果它无法获得领英数据就会破产。美国加州北部地区法院对此表示同意，并允许其继续收集数据，同时法律诉讼仍在进行之中(领英近日提起上诉)。
与此同时，哈佛大学教授、美国杰出的宪法学者劳伦斯•特赖布让该案的知名度大幅上升——该案主要对数字行业内部人士意义重大。他加入了hiq的辩护团队，因为他告诉我，他认为该案具有“极其重要的意义”，这不仅体现在它可能为数字经济设定竞争规则，而且还在于言论自由领域。据特赖布表示，如果你认可互联网是新的城市广场，同时“数据是中央型资本”，那么就必须让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获得，而领英作为一家私人公司，不能突然决定可以公开获得的、谷歌搜索来的数据是它们的私有财产。
人们可能不喜欢hiq做的事情，但正如强奸犯有权使用互联网一样，数据收集者也有权在公共空间谋生，至少目前可以。担忧在于，如果私人公司被授权决定谁可以参与数字意见市场，那么它们就可能回避它们喜欢的人，无论它们有多么喜欢。
领英这边辩称，其立场是为了最大化地保证言论自由。它相信，如果用户知道他们的数据能够被第三方不受限制地收集和获取，他们就不太可能发布在网上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，或许消费者和互联网用户应该更认真思考这一理由。
无论你担忧的是反垄断商业活动，还是维护言论自由，我们不得不应对的一件事情是，我们既是网上售卖的原材料，又是终极消费者。我们是产品。
鉴于此，我们可能希望更认真地考虑三件事。第一，我们披露的信息的程度以及它可能被使用的诸多方式。第二，我们用自己数据交换来的产品和服务是物有所值，还是应该重新考虑交换条件。第三，政府如何调整新的数字领域的规则，以及这将对21世纪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。
来源：ft中文网